专家观点

刘建国:推动垃圾分类要由易到难,由简到繁

点击量:   时间:2019-07-08 09:19   来源:网络
    7月1日起上海正式实施的垃圾强制分类备受关注,您觉着上海垃圾分类有哪些特点?
    刘建国:其实上海不是第一个做垃圾分类的城市,之前全国好几个城市都曾出台垃圾分类相关的专门法规条例。这次上海垃圾分类采取了强制性的要求,表述也比较明确,所以大家对它的关注度比较高。实际上,垃圾分类最终走向强制是一个必须的过程。
    我觉得上海的垃圾分类方案有几个特点:
    第一,它强调全过程的分类、减量,过去我们可能更多强调居民要去做好分类,然后可能摆一些分类的垃圾桶就行。但这次强调从分类投放、分类收集、分类运输、分类处理,全过程都要严格做好分类,这样就构建了一个体系。
    第二,它的责任主体边界、相应的职责划分都比较清晰。从分类来讲,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,也是一个分工合作的责任体系,所以在当中作为垃圾产生者的居民、作为垃圾处理者的企业、作为垃圾管理者的政府,要各负其责。只有大家都尽到自己的责任,垃圾分类才能做下去。只片面强调某一方面的责任,其实是做不下去的,时间也证明了这一点。
    第三,强调了强制力和约束力,比如:不分类不收运,不分类要罚款,不分类不处置等。通过这样一些方式逼迫在环节当中的各个主体,能够去尽到自己的责任。
    另外,它强调了政府统筹、部门的联动,建立协同推进的制度。过去做垃圾分类的时候,常常是把责任压在某一个部门身上,但部门的权限非常有限,难以调动那么多资源去推动如此复杂的事情。所以一定要政府主要的领导亲自去抓,建立多个相关部门协作的机制,推进的阻力就会小一些,力度就会大一些,进度也会快一些。
    上海要求生活垃圾分四大类,与发达国家相比,只做四种分类是否足够?
    刘建国:我觉得足够了。在这个阶段能把这四类做好,已经完全能够满足目前的基本要求,分类一定要由易到难,由简到繁地去推动。
    国际上大体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分类方法,虽然各个国家分类的标准和方法不太一样,但大体上肯定是要把有害的、有用的垃圾分出来,然后其他垃圾进入到规范的处理设施当中。
    当然我们的垃圾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厨余垃圾占比比较高,对后端的处理系统干扰比较大,所以要把它单独区分出来。这样就把有害的、有用的、有干扰的东西能分出来,自然就变成了四类,我觉得如果能把这四类分清楚,就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成绩了。
    要说分得细还是粗,取决于后端的目标是什么。比如日本,大家都说它分得细,其实它是粗中有细、细中有粗——大的方面它是比较粗的,就是按照可燃与不可燃区分,在这个之外,主要是对于资源垃圾也就对应我们的可回收物这一块分得非常细致。
    为什么要分得这么细致?因为分得越细,品质越高,有利于它的出口,最后出口到发展中国家,以成本最低、效益最大的方式解决垃圾处理的问题。
    现在也要考虑,如果我们也像日本一样分得那么细,是否有这个必要,如果后端有相应的出路,当然可以去做得细些。但如果目前我们没有这些相应的设施,也找不到特别的出路,暂时就没有必要分得那么细。
    所以当前最重要的是让大家都能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来,然后慢慢去养成习惯,在此基础上,再一步一步提高要求,不能一下子就定一个太高的标准,那样既做不到也没必要,而且各种成本也会增加。

    很多人在讨论上海模式可能会成为其他城市效仿的主流模式,当前来看,采取这四种分类标准是否合理呢?
    刘建国:我认为是非常合理的,只是在这当中也有一个度。
    比如有害垃圾,我们明确必须要区分出来。因为它的量不大,危害性又比较大,这一类必须要列入强制分类的类别当中。另一类就是可回收物,相对来讲可能资源的价值要高一些。现在市场也有一个回收利用系统,能让它纳入到规范管理当中,相对比较容易做到。
    矛盾最大的是厨余垃圾,湿垃圾到底分还是不分,我认为肯定要分,因为我们的垃圾处理设施在后端,后端的污染比较重,效率相对比较低,厨余垃圾含量过高是一个主要原因。
    所以我们要想对厨余垃圾有所作为,前端必须要采取干湿分离的措施。但分出来多少,我觉得这个是有讲究的,值得去思考,并不是说干湿要完全分离,分出来一部分品质比较好的湿垃圾,能够得到很好的处理和利用。剩余的其他垃圾就是干垃圾,完全能满足后端垃圾处理设施的处理和利用要求。
    干垃圾或者其他垃圾,要么焚烧要么填埋,当中夹杂一些厨余垃圾,甚至是一些可回收垃圾问题也不大,不要指望我们的干垃圾当中没有可回收、厨余垃圾,这在任何国家都做不到。现在如果把这个定得太死、太刚性,会人为地加大垃圾分类的难度,这没有必要。
    所以归根结底一句话:干湿肯定要分,但要适度,不是分得越彻底越好,这里面有一个度的把握,我认为是比较难的。比如外卖的餐盒、塑料袋等,其实现阶段没有太大意义去把它分出来,我认为可以就混到干垃圾当中,最后进入垃圾焚烧发电厂,以能量的形式回收,这是最经济最高效最彻底的利用,现在没有哪一种能够比之更经济、高效、环保。
    最近很多网友说上海人快被“逼疯”了,原因就在于是干湿垃圾分起来难度大,比如:猪肉骨头是干垃圾,鸡的骨头是湿垃圾,螃蟹壳是干垃圾,小龙虾壳是湿垃圾。这样的干湿垃圾到底应该如何分呢?
    刘建国:我认为这属于过度炒作,会人为地增加我们分类的难度。
    比如猪骨头、鸡骨头、螃蟹壳、小龙虾壳等到底属于什么垃圾?这些不清楚的可以都当作干垃圾,我认为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。鸡骨头把它放进干垃圾里有什么问题呢?放到湿垃圾当中又能增加多少效益呢?
    干垃圾本来就是进焚烧厂的,因此大骨头小骨头没有太大区别,小骨头进到厌氧发酵的处理厂,也不会额外取得多大的效益。我觉得要反对教条主义、形式主义,否则可能挫伤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。在这个阶段,我觉得不清楚是什么垃圾的,可以按照干垃圾来对待,没有必要斤斤计较。
    我们应该优先保证的就是:有害垃圾真的是有害垃圾,可回收物就真的是可回收,湿垃圾就真的是湿垃圾,而对干垃圾来说,当中可以掺杂一些湿垃圾和可回收物。在目前这个阶段没有必要去给自己设置过多的障碍。
    让分类后的垃圾“各得其所”。
    对居民来说,很多人都关心垃圾分类之后会如何进行处理
    刘建国:居民应该要了解垃圾分类后到什么地方去了,这有很重要的意义。
    在分类以后的处置阶段,有害垃圾会进入城市或者区域的危险废物处理中心,进行无害化处理;可回收物进入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系统,比如废纸可能进入造纸厂,再把它做成纸浆,我国造纸行业原料百分之七八十来自回收的废纸。
    有的可回收物附加值可能比较低,没有人回收,市场的机制失灵了,这就需要政府在当中要通盘考虑环境、经济、社会等因素,评估进入垃圾处理系统或进入回收利用渠道,哪个成本更合算。比如玻璃瓶、大件家具等,这些垃圾可能需要提供一定的政府补贴,然后才能进入到回收利用的渠道当中。
    干湿垃圾并不是以含水率高还是含水率低来区分,而是以能不能生物降解来划分的。湿垃圾进入到生物处理的设施当中,过去最常规的是耗氧的发酵,转化成肥料,回到土地当中去,能够替代一部分的化肥。
    另一种是通过厌氧发酵的方式,降解的有机物可以转化为沼气,在一些地方可以作为能源使用。厌氧发酵以后,还产生大量的沼渣,沼液,还需要进一步去利用,最终希望它真正能回到土地当中去,这才是把它分出来的真实目的。
    其他剩下的就是干垃圾或者其他垃圾,最理想的就是进入焚烧发电厂,焚烧发电,之后剩下一点惰性的、稳定的残渣,炉渣具备一定的利用价值,用于一些低端的建材;烟气净化以后飞灰是危险废物,必须要得到安全的处置,但是它的量已经非常小。
    所以比较理想的一个分类处理系统,就是要让各类垃圾各得其所。短期内垃圾分类会带来成本上升。
    您提的最多的就是价值和成本,大家也比较关心垃圾分类到底有多大价值,对此您怎么看待?
    刘建国:垃圾分类后的整体成本一定是上升的,因为需要建更多的设施,管理成本也会增加,需要让居民做到源头分类投放,当中各种社会成本、经济成本也更高。而且分类处理像有机垃圾,通过生物处理,严格要做到排放达标,需要现代化的设施,成本也是不低的。最终肯定比混合垃圾去处理的成本要高。
    这里还涉及一个过程:初期成本会上升得比较快,但经过比较长时间的磨合以后,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系统,前端分类投放参与率更高,准确性也提高,这一块的成本就能降下来,而且分类后的垃圾品质得到提升,后端再做处理的成本也可以降低。
    良性循环的系统形成以后,整体的成本会缓慢地下降。但千万不要指望垃圾分类以后成本会下降很多。我们去各个地方调研,发现现在分类做得好的地方,成本一定会上升,这是必然要经过的一个阶段,只是我们要让它合理化。
    希望通过分类短期内能降低多少垃圾处理成本,这是不现实的。发达国家垃圾分类以后,表面上看成本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,但这往往是建立在可回收垃圾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基础上,通过出口、转嫁,其实是把处理成本转嫁到其他国家。
    所以,真正出现成本的降低是进入比较理想的状态之后,整体的成本会有所下降,但至少在我们目前推动的这个阶段,短时间内成本一定是上升而不是下降。
    推进垃圾分类,除了前端的分类标准之外,更多还要强调措施,包括惩罚的措施、鼓励的措施。您怎么看待垃圾分类中的“胡萝卜”和“大棒”?
    刘建国:发达国家在推广垃圾分类的初期,主要是把“胡萝卜”作为一种宣传教育,引起大家的关注,让大家积极去参与。但真正要实施主要还是靠“大棒”,就是法定的责任必须要去履行,如果做不到,罚款的额度较大,甚至还要坐牢。这需要有一个过程,文化氛围也特别重要。
    上海推进垃圾强制分类,有非常积极的意义,让大家短时间内高度关注这些事情,大家的意识得到空前的提高,对分类知识的掌握也很快丰富起来。应该首先形成一种文化的氛围,然后慢慢在执法中再去摸索一些经验。
    总的来讲立法是容易的,但是执法很难,执法尺度、精准性等最后都可能影响它的实际成效。
    NBD:您刚才说到立法,固废法修订草案已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,草案特地把垃圾分类放进去了,不按要求分类的话,个人将面临200元以下的罚款,这个尺度您觉得大吗?
    刘建国:我觉得这个尺度应该不算大,具体的处罚额度是其次,主要是起到一种震慑的作用,促进大家去守法。
    与日本、欧洲和美国相比,中国违反垃圾分类处罚的力度较低。国际上比较重的处罚是要坐牢的。比如日本抓到没有按照要求去分类的个人,一旦证据确凿且屡教不改,罚款折合成人民币有可能达到几十万元,而且如果违反刑法还将被判刑。
    垃圾收费是有效的经济杠杆。
    经济杠杆在垃圾分类中的作用不可忽视,您对垃圾处理费改革有什么建议呢?
    刘建国:我们国家垃圾处理费多数地区并没有收缴,居民缴纳的垃圾处理费其实只是给物业交的小区清扫保洁的费用。而从发达国家执行垃圾分类的经验来看,收费制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制度。
    当然,对于收缴垃圾处理费,法律界也有不同的认识,有人认为现在我们费太多,比如我们交的一些税当中可能就包含了垃圾处理费。但从国际的情况来看,这是两回事,因为每个人是垃圾的产生者,就要履行责任,缴费是履行责任的一个方式。
    有些地区征收垃圾处理费推行的是垃圾费随袋征收,这是比较有效的一个制度,即买垃圾袋只能从政府购买合法的垃圾袋,垃圾只能用规定的垃圾袋装,通过收取袋子的费用收缴垃圾处理费。
    我觉得这也是未来收取垃圾处理费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,但到底怎么去收、收多少等,可能相关的部门还得好好去研讨。有的地区也是按定额收的,因为要差异化去征收,需要比较精巧的制度设计,以及一些严格的监管、考核等,也要付出制度成本。
    不同的地方,不同的做法,具体采取何种方式要看居民对差异化收费敏感不敏感,也要看差异化之后的收缴成本。但我个人还是比较支持将来差异化收费,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的经济杠杆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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